对话杰出科技青年奖获得者|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郑昂：在手术刀与实验室间，探寻科技创新点

　　人物简介

　　郑昂，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1993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首届辽宁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沈阳市领军人才，中国医科大学首届“青年英才”。担任《中华医学会乳腺外科临床实践指南》2021/2022/2024版编委兼秘书，执笔中华医学会指南共识4部，参编12部。获2024年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完成人)、2021年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二完成人)、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果奖一等奖、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奖励。荣获2024年“辽宁省向上向善好青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指导老师等荣誉。

　　科研项目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辽宁省科技厅计划项目、中国乳腺外科青年医师研究课题等10项课题。

　　学术论文及兼职

　　近5年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Trends Genet、Adv Sci、Lancet Reg Health West Pac、Ageing Res Rev、Cancer、Breast Cancer Res等发表中科院2区及以上SCI论文16篇。

　　中国抗癌协会第十届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二届国际医疗交流分会委员、中国医促会健康保障研究分会委员、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乳腺肿瘤综合诊治专委会常委、辽宁省抗癌协会第一届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普通外科杂志》《中华肿瘤防治杂志》青年编委等。

　　资政建议

　　撰写《关于加强辽宁老年人数字化健康管理的对策建议》等资政建议获副省级领导肯定性批示4次。被农工党中央、省政协、省委决策咨询委等采纳。

　　临床平台

　　所在科室是国家卫健委临床重点专科及国家乳腺癌规范诊疗质控中心，2025年乳腺癌手术超过4000例，规范化诊疗水平位居全国领军地位。郑昂长期致力于乳腺疾病的诊断、外科治疗及乳腺癌围手术期综合治疗，前往辽宁省各地级市医院和县域医院巡讲40余场，推广乳腺癌规范化诊疗。

　　第一部分：学术与实践

　　提问：能否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工作重点以及所处领域的研究方向。作为《中华医学会乳腺外科临床实践指南》2021、2022、2024版三版的编委兼秘书，又执笔了《乳腺导管原位癌诊疗指南》和《初诊IV期乳腺癌诊疗指南》等。站在“执笔人”的角度，中国乳腺外科临床实践这些年的观念转变是什么？是手术越做越小，还是药物治疗越用越前？指南的制定往往是“妥协的艺术”――既要基于证据，又要兼顾可及性。指南中有没有哪一条推荐意见，是您个人认为“学术上完美、但现实中很难推行”的？最后如何平衡？

　　郑昂：您说的这些观念的转变都有。我们乳腺外科医生现在不单单拿手术刀，还要懂患者全身治疗，懂全程管理。现在药物治疗效果越来越好，我们的手术确实越做越小。比如乳房手术，能保乳我们就不全切；腋窝手术，能用前哨淋巴结活检我们就避免清扫。当然了，虽然手术范围做减法，乳腺外科的手术技术在提升，现在有乳房重建手术，腔镜手术，甚至机器人手术。但不论如何转变，治疗的核心都是兼顾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好药新药也确实越用越前了，从晚期后线，到晚期一线，再到现在的术前新辅助治疗。治疗模式的快速变化，使我们不断更新指南，跟上这个节奏。

　　印象特别深的是前哨淋巴结活检指南里的一条推荐。对于新辅助治疗前腋窝淋巴结N1期、治疗后转阴的患者，指南推荐做前哨淋巴结活检，而且是I类证据、A级推荐，但前提是必须用双示踪技术，而且要检出三枚以上的淋巴结。问题在于，国内大多数医院没有核素，做不了双示踪，只能用单一蓝染料。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矛盾，指南推荐跟临床实际之间有落差。后来我们团队就牵头做了一个北方多中心研究，专门去验证：如果只用单染料，这类患者做前哨活检到底靠不靠谱？结果是假阴性率8.96%，整体可控，而且亚组分析也找出了哪些患者用单染料更安全。这个研究算是给国内同行吃了一颗定心丸。所以这件事让我有个体会：指南和临床之间的差距，其实是最好的研究切入点。有些差距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去弥合，就像这个例子；有些暂时解决不了的，就基于现有证据和专家共识给出一个务实的推荐，把问题留给未来去解决。

　　提问：您的履历中提到，在国际上首次鉴定了乳腺癌新的“干性标记”，并完善了干性调控网络。这个发现最初是怎么来的？核仁小RNA和长链非编码RNA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有些遥远。如果让您打一个比方，它们在乳腺癌干细胞里的作用，类似于什么？是“开关”、“油门”，还是“导航系统”？

　　郑昂：为什么我们关注“干细胞”这个方向。这其实是源于临床上一个非常棘手的现象―耐药和复发。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手术做得很漂亮，化疗方案也是按照指南走的，但过了两三年，甚至更快，就出现了远处转移。可能就是有一小撮“种子细胞”潜伏在那里，常规的化疗杀不死它们，这就是乳腺癌干细胞的概念。它占肿瘤细胞的比例很小，但能量巨大，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的能力，是肿瘤发生、发展、耐药和复发的“元凶”。如果我们能把这一小撮“种子”找出来干掉，或者让它“休眠”，就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复发和转移。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找到这些干细胞的“软肋”，也就是它们特有的标记物和调控机制。

　　回到实验室，我们先把乳腺癌里干性强的细胞富集出来，然后做测序。我们做了全转录组测序，用生信方法去筛，结果真找到几个有意思的分子，比如SNORD99、LUCAT1。它们在干细胞里表达特别高，跟耐药通路也高度相关。但真正让我们兴奋的是后来的实验验证。我们在细胞里把这些分子敲掉，发现干细胞的成球能力几乎没了，耐药性也下降了，这才一步步确认它们确实是干性调控网络里的关键角色。虽然lncRNA和snoRNA不编码蛋白，但不等于没作用，可以把它们理解为细胞里的“油门”。因为开关只有开和关，但lncRNA和snoRNA干的事不是启动或关闭，而是调节力度。当乳腺癌干细胞需要快速增殖、抵抗化疗时，它就猛踩油门。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想办法松开这个油门，让癌细胞降速，这样常规治疗就能追上它、消灭它。

　　提问：您主持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获得2项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作为“过来人”，您觉得现在年轻医生做科研，最大的困境是“没时间”、“没思路”，还是“没数据”？

　　郑昂：这是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如果非要排序，我认为是：首先是“没时间”，但根源在于“没思路”和“没数据”的叠加。“没时间”是表象。年轻医生要上临床、管病人、写病历、值夜班，确实挤不出整块时间做实验。但更深层的是，很多人即使挤出了时间，也不知道做什么，这就是“没思路”。为什么没思路？因为临床和科研是脱节的。很多人把科研看作晋升的“敲门砖”，选题要么追热点，要么导师给，缺乏从临床问题出发的原创性思考。而“没数据”更是一个困境。虽然病例多，但数据是散的，躺在病例系统里，没有结构化和标准化。这就导致年轻医生即使有好的临床想法，也难以快速验证。要破解它，需要医院和科室搭建平台，让年轻医生能像做临床一样，有团队支持去做科研。

　　提问：您发表了20余篇SCI。在当前“破五唯”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SCI论文在青年医生评价体系中的位置？

　　郑昂：我发过SCI，也受益于SCI，但我坚决支持“破五唯”。在我看来，一个好的研究，发在高水平期刊上，能让全球同行看懂、引用、验证，才有价值。所以“破五唯”不是不要论文，而是要建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比如临床型医生，可以看重手术创新、指南撰写、技术推广；研究型医生，除了论文，还可以看专利转化、新药研发、临床获益。即使是论文，也要看代表作，看解决了什么临床问题，而不是数篇数。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有灵魂的成果，而不是有数字的履历。

　　提问：作为医大一院这样顶尖平台的青年骨干，您如何看待国内乳腺外科的“区域差距”？比如东北地区与北上广相比，差距是在手术技术上，还是在临床研究的参与度上？

　　郑昂：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值得聊一聊的。首先说一个基本判断：在常规手术技术上，我们跟北上广顶尖医院没有差距，医大一院本身是一家国内第一梯队的大医院。乳腺外科手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和标准化了，比如我们中心去年做了4000多例乳腺癌手术，这个体量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患者是信任我们的，我们的技术水平是过硬的。而且我们科室参与了中华医学会多个指南的执笔工作，在规范化诊疗方面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但作为年轻医生，我也能感受到和北上广拔尖的同龄人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临床研究的参与度和引领性。北上广的医生有更多机会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甚至牵头国内多中心研究。他们能更早接触到新药、新器械，在科研上形成先发优势。我们这边虽然患者多，但参与临床研究的比例相对低，更多是跟跑。二是青年人才的活跃度。北上广的年轻医生，学术交流、跨界合作、创业孵化的机会多，思维更活跃。我们这边有时候容易单打独斗，年轻人科研躺平比较普遍。

　　提问：您同时活跃在临床、科研、教学三点一线，日常如何平衡这三方面的精力分配？这种“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对您的研究有哪些独特助力？

　　郑昂：与其说是平衡，不如说是没有平衡，只有硬扛。我每周一天门诊，要看100多位病人；两个手术日，从早干到晚；剩下的时间要带学生、做实验、跑学术交流。作为年轻医生，实验室不能脱离，科研一线不能掉队。说实话，这种强度，光靠时间管理没用，根本动力还是热爱。“三位一体”模式对我有很大助力。临床是源泉，每天面对患者，遇到困惑就变成科研问题。科研是手段，在实验室找答案、筛靶点，最后再回到临床去用。教学是传承，带学生的过程中，他们的新想法经常反过来启发我。我很热爱我的学生，他们非常努力，和我一样热爱这个专业，给了我很多坚持的信心。所以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让我的研究既有前沿探索的闯劲儿，又有没有脱离临床的底气。

　　提问：回顾您从博士到博导、从实验室到指南编委的历程，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做医生真好”或者“做科研真值得”？

　　郑昂：这种瞬间其实挺多的。最常出现的场景是门诊。有时候一抬头，进来一个患者，精神焕发、笑容满面地站在面前，想起来这是几年前确诊时哭的那个。想起她当初的震惊、手术前的害怕、化疗时掉头发的难受、还有那种对未来的焦虑。而现在她重新回到了生活里，工作、带娃、跳广场舞，一切都正常了。那一刻会觉得，做医生这件事，真的值。还有一种瞬间，是在实验室的时候，我们的研究数据终于发出来了，或者拿到了项目。那种被认可的感觉，会觉得熬过的夜、失败过的实验、反复修改的稿子，都没有白费。一个是患者活得很好，一个是成果被同行认可。一个告诉我为什么要坚持，一个告诉我坚持的方向是对的。

　　提问：对于想进入乳腺肿瘤，比如医工交叉研究的学生，您会建议他们关注哪些新技能或新方向？

　　郑昂：第一，拥抱交叉学科。我们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这个问题大概率不会只涉及某个专业或学科，未来的医学突破一定发生在学科的边界上。我建议年轻学生成为“多边形战士”。不只掌握临床技能，还要懂点其他知识。比如医工交叉研究，医生别只会提供样本或写临床背景。要争取做问题提出者和方案设计者，站在上游，才能真正做出有影响力的成果。智能手术导航、柔性传感设备、多模态数据模型，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方向。第二，掌握数据科学。现在的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多组学时代，一张病理切片、一份基因报告，背后都是海量数据。如果你不懂数据怎么产生、怎么解读，你就无法从临床现象中提炼出真正的科学问题，更没法验证自己的假设。第三，建立转化思维。从进实验室的第一天起，就要问自己：我这个研究到底有用吗？以后能帮到患者吗？这不是功利，是医学研究的初心。让临床问题驱动实验室研究，让研究成果回到临床验证。这个闭环越早建立，路走得越扎实。

　　第二部分：核心技术与应用场景

　　提问：您的研究中是否涉及在三阴性乳腺癌中发现新的生物标志物？你团队新发现的SNORD99、LUCAT1等分子标记在乳腺癌早期诊断、预后判断和治疗靶点开发方面，目前已取得哪些实质性进展？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哪些关键环节需要攻克？您认为医学成果转化过程中，医院、企业、资本各自应扮演什么角色

　　郑昂：是的，这正是我们团队的核心方向之一。现在的分子分型给我们搭好了框架，但临床异质性还是很明显。比如三阴性乳腺癌，有的人化疗效果好，有的人很快就耐药。我们的思路是“在共性中找个性”。像我们通过多组学数据挖掘发现的SNORD99，就是在某一类三阴性里特别高、而且和化疗耐药相关的分子。目前进展主要三方面，一是预后判断，我们在大量组织样本里证实，这些分子高表达的患者预后确实更差，有望成为新的分层标志物。二是机制研究，我们搞明白了它们是怎么促进肿瘤生长和耐药的，为靶向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三是检测手段，探索能不能通过抽血来检测，让无创诊断成为可能。但要真正用到临床，还有几个坎要过：第一，大规模验证，证明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第二，开发试剂盒，要做出好用、不贵、标准统一的产品。第三，药物研发，针对这些分子开发靶向药，完成临床前试验，才能推进到临床试验。这条路确实还长，但每一步都在往前走，我们已布局多项发明专利申请，也希望与企业合作研发多种靶向药物，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诊断和治疗手段。关于医学成果转化，我认为医院、企业、资本应该是“铁三角”的关系：医院研究者是临床痛点的发现者，也是早期数据的验证者。企业能将实验室的样品变成稳定、可规模化生产的产品。资本不仅要给钱，更要懂行，帮初创团队对接上下游资源。三方密切配合，实验室成果才能走向临床。

　　提问：临床耐药是精准诊疗最大的“敌人”。您的研究是如何切入这个问题的？我们了解到类器官技术是当前转化研究的热点。您所在的课题组是否建立了乳腺癌类器官库？

　　郑昂：我们做耐药研究，走的是两条路并行：第一，对比治疗前后的组织标本。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临床队列，把患者新辅助治疗前后的组织样本都收回来，通过测序去比对，看看耐药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哪些基因突变了，哪条通路被激活了。这是最真实、最直接的线索。第二，构建耐药模型。我们在实验室里构建了耐药细胞系和类器官模型。你想研究某个机制，或者想筛一筛有没有药能逆转耐药，都可以先在模型里试。这两条路结合的好处是：临床标本给我们线索，模型帮我们验证和深挖。至于类器官，这确实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平台。目前我们课题组初步建起了一个乳腺癌类器官库，以三阴性乳腺癌为主，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最大程度保留了原始肿瘤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现在我们用它做三件事：一是做药敏测试；二是研究肿瘤的发生发展机制；三是筛选新靶点。可以说，它已经成了我们转化研究的一个核心平台。

　　提问：精准诊疗时代，外科医生的决策越来越依赖生物学信息。您如何看待“肿瘤生物学行为”对“手术范围”的指导意义？比如，对于新辅助治疗后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CR)的患者，您认为未来有可能实现“减法手术”甚至“避免手术”吗？这里的瓶颈在哪里？

　　郑昂： 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我认为肿瘤的生物学行为，正在重新定义外科手术的边界。我们正从“切得越大越安全”转向“切得越小越精准”。对于新辅助治疗后达到pCR的患者，未来能否“避免手术”？理论上成立，如果影像和活检能100%确认没有癌细胞残留，那手术的必要性确实需要重新审视。但瓶颈也很现实：第一，现在的影像和穿刺还是可能漏掉微小的残留病灶。第二，即使原发灶没癌细胞了，我们仍不确定体内有没有潜伏的休眠细胞。需要更好的检测手段来告诉我们哪些患者是真的干净了，可以不做手术。

　　提问：人工智能在影像识别、预后预测等方面进展迅速。您认为AI在乳腺癌早期诊断、手术规划或疗效预测中，最有可能突破的环节是什么？

　　郑昂：我认为AI在乳腺癌领域最有可能率先突破的环节是影像和病理诊断的智能化。一个是智能影像，AI可以自动标注病灶、三维重建，帮医生看得更准、更快；另一个是智能病理，通过整合病理图像和临床数据，生成结构化报告。这不仅能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帮助基层医院提升诊断水平，缩小和大城市的差距。另一个值得期待的突破是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它不只是给方案，还能帮年轻医生学习规范化诊疗，甚至延伸到患者端，比如毒性管理、症状监测这些。未来的理想状态是：AI不是替代医生，而是帮我们看得更准、决策更稳、患者管理得更细。我们团队去年跟东北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团队开始建立合作，探索怎么把AI技术落地到临床。

　　提问：您作为乳腺外科医生，为什么会关注“医防融合”？在您看来，目前乳腺癌防治体系里，最需要“融合”的是哪两个环节？是筛查与诊断，还是治疗与康复，或者是城市与农村？

　　郑昂：作为外科医生，我们不能只盯着“怎么治”，还得往前推一步，想“怎么防”。医防融合，说白了就是治病和防病打通。乳腺癌防控工作中亟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如何提高早期患者的检出率，改善长期生存患者的生活质量，最终实现“以健康为中心”的医防融合管理模式。我们团队这几年做了一些工作，比如筛选早诊标记物、推动早诊早筛、治疗费用测算和控制、还有术后并发症的防治、基层医院规范化培训……这些工作其实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怎么让乳腺癌患者发现得更早、治得更规范、活得更有质量。我觉得您提到的这几个环节都需要融合。但如果非让我选一个最迫切的切口，我会选筛查与诊断的衔接。现在很多筛查做是做了，但筛出来有问题之后，下一步去哪儿看、怎么确诊、多久能看上，这个断档才是最大的漏诊风险。所以我们一直在推“筛诊治一体化”的模式，把防线往前推，把技术往下沉。说到底，医防融合不是一个概念，是一套机制。

　　第三部分：辽宁乳腺癌诊疗事业

　　提问：您撰写了多篇推动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资政建议都获得了辽宁省领导的肯定。从临床一线到政策建议，这个“翻译”过程难在哪里。有没有您特别想推动、但目前没能写进建议里的内容？

　　郑昂： 临床医生看到的是活生生的病人。但政策制定需要的是数据，是发病率、早诊率、次均费用、医保支出。有些数据在政府官网，卫生年鉴，文献中是难查的。医保数据在医保局，诊疗数据在医院，人口基数在统计局，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库，但经常互不通，统计口径也不一样。有时候想论证一个政策建议，光梳理数据就得折腾好几个月。所以我说，这个过程其实是用临床的痛点，去撬动数据的壁垒。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辽宁要优化营商环境，我们这些大医院能不能成为其中的“加分项”？现在医大一院每天人流量巨大，患者从全省甚至周边省份赶来。在这么大体量下，怎么保证医疗服务质量不下降？怎么提高就诊效率？怎么让外地来的患者少等两天、少跑两趟？这些看起来是医院内部的事，但往大了说，其实就是营商环境，一个地方的顶级医院能不能给人“靠谱、高效、体验好”的印象，直接影响到人才和企业的去留。我想从临床一线的角度，结合我们积累的数据，写一些实实在在的建议。比如怎么优化流程、怎么用信息化手段减少患者等待时间、怎么让外地患者“只跑一次”就能把病看明白。这些东西还没成型，但我一直在琢磨。因为说到底，好的医院本身就是好的营商环境。

　　提问：在推动辽宁省乳腺癌诊疗均质化方面，您所在的科室承担了哪些具体工作？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郑昂：我们科室在推动辽宁省乳腺癌诊疗均质化方面开展了多项工作，主要围绕“规范”和“质控”两大方向。首先，规范建设上，科室牵头建立辽宁省乳腺癌分级诊疗体系，通过组织学术会议、多学科讨论(MDT)等形式，将最新的乳腺癌诊疗指南和理念传递至省内各级医院。团队深入省内其他医院，以真实病例为案例，指导基层医生制定诊疗方案；同时，接纳当地医院医生来科室进修或开展学术交流。在金锋教授和滕月娥教授的带领下，辽宁省乳腺癌MDT团队的诊疗模式和实践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为区域内的规范化诊疗提供了标杆。其次是质量控制，对患者在基层医院的治疗效果和规范性进行跟踪评估，确保基层患者能在当地医院享受到与省级医院同等质量的诊疗服务，减少因地域差异导致的治疗水平差距。我也认识到基层医疗观念更新是推动均质化的关键挑战。因此，应该持续通过培训、交流等方式，加速新知识、新理念在基层的普及，努力缩小基层与上级医院在诊疗思维和实践上的差距。这也是科室未来工作的重点方向之一。

　　提问：辽宁作为医疗资源大省，在乳腺癌防治领域有哪些独特优势？您认为乳腺外科的研究成果能从哪些方面助力辽宁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服务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

　　郑昂：辽宁在乳腺癌防治领域有两个独特优势：一是临床底子厚，二是工科基础好。临床方面，辽宁有很多医学院校和高水平医院，我们有中国医大一院这样的顶尖平台。我们科室很早就开始推分级诊疗和多学科协作，去年初治乳腺癌手术超过4000例――这个体量和积淀，是辽宁最宝贵的临床资源。产业方面，辽宁有东软、新松这样的高端制造企业，有大连理工、东北大学这样的双一流工科高校，还有中科院金属所、辽宁材料实验室等实力强劲的科研院所。在医疗装备、新材料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有深厚的储备。这为医工结合提供了很好的土壤。我想到乳腺外科几点研究可以助力辽宁发展。第一，建队列、做模型。我们建立辽宁乳腺癌人群临床队列，牵头搞一些研究，比如一些新药新方案的研究，给患者更多治疗选择，直接造福于咱辽宁的老百姓，也为我们带来更多学术资源。第二，医工融合，可以跟本地优势学科和企业合作，把智能诊断模型嵌入国产医疗设备里，让辽宁造的医疗设备不仅有硬件，更有智能诊断的软实力。从卖设备升级为“设备+服务”，直接服务辽宁的产业转型。第三，新材料转化。我们科有医生在和材料学科合作，探索将智能医用新材料应用于乳腺癌术后修复重建，让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患者能用的产品。用我们辽宁的临床资源，配上辽宁的制造能力和科研实力，做出服务辽宁人民、也带动辽宁产业的产品。这是我作为本土培养的医生特别期待看到的一件事。

　　提问：对于辽宁省这类并非一线科研资源中心的地区，如何吸引和留住优秀的青年科研人才，持续产出高水平研究。

　　郑昂：这个问题确实很现实，也是我们很多年轻医生私下聊得最多的话题。坦率说，辽宁医学领域留住拔尖青年科研人才确实面临挑战。第一是机会少，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能拿到国家级课题、参与国际多中心试验、接触最新技术和资源，我们这边类似的资源确实有限；第二是平台弱，很多年轻人虽然有想法，但缺团队、缺数据支撑、缺持续的项目支持；第三是支持不够，不是说安家费不够，而是成长路径不清晰，不知道三年后、五年后自己能走到哪。那怎么破？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努力：第一，打造“人无我有”的特色平台。一线城市什么都强，但竞争也激烈。辽宁可以集中资源，做一两个有独特优势的，比如建成几个辽宁或东北临床队列，或者结合辽宁的制造优势，做医工结合的研究基地。让年轻医生觉得在辽宁能调用的临床样本和产业资源是独有的，在这里能做在北京上海做不了的事。第二，应该摒弃团伙意识和山头文化，要让没团队、没背景，但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人当PI、挑大梁。人才有更多锻炼和展示的机会才愿意留。第三，优化软环境。真正留住人的是公平的评价机制、透明的资源分配、少一点杂事干扰、多一点做科研的时间。辽宁人实在，如果能把这股实在劲转化成对人才的服务温度，能形成独特的吸引力。

　　孟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