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除夕

　　1949年1月28日，农历除夕。沈阳的冬天冷得实实在在，但中山广场旁的铁路宾馆(今辽宁宾馆)里，暖气烧得正足，酸菜白肉火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这是民主人士在解放区度过的第一个除夕。这个夜晚没有盛大的典礼，却有着一种深沉的平静与难得的恣意。一碗火锅、一杯酒、一首歌、一句诗――这些从南国辗转北上的民主人士，用最朴素的方式，度过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也是属于新中国的除夕。

　　北国除夕，暖意融融

　　除夕对中国人而言，始终是最重要的节日。贴春联、大扫除、备足鸡鸭鱼肉――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求得来年一年的好运气。在沈阳铁路宾馆，民主人士同样没有忘记这种年节的气氛。

　　铁路宾馆门口挂了两盏灯，灯光映在雪地上，晕开一团团暖色。门上新贴的对联墨迹未干：“欢声笑语辞旧岁，踏歌起舞迎新春。”横批四个字：“辞旧迎新”。一笔一划，写得认真。

民主人士在沈阳铁路宾馆座谈

　　楼里暖气烧得足，窗户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大厅里摆了几张圆桌，酸菜白肉火锅咕嘟咕嘟地开着，热气一团一团往上冒。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丘哲、许广平、周海婴、陈其尤、沙千里、沈志远、曹孟君、邓初民等都在。有的头发白了大半，有的戴着老花镜，有的穿着厚厚的棉袄，领口露出一截旧毛衣的边。

　　纵酒狂欢，歌声与秧歌

　　席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站起来讲话。他讲得简单，不外是前线的消息，淮海战役结束了，北平正在和谈，大概快了。没有多少修辞，也没有激昂的手势，平平淡淡，像在说一件寻常事。

　　桌上的人放下了筷子，安安静静地听着。在场这些人，有的坐过牢，有的逃过难，有的在租界里躲了八年，有的从大后方一路颠沛到香港。如今坐在这沈阳的老宾馆里，听人说“快了”，反而沉寂下来。一时只听见火锅的咕嘟声――打了这么多年仗，新中国真的要来了。

　　饭后，纵酒狂欢。不知是谁先低低地哼唱了起来。紧接着，另一个角落有人接上。渐渐地，三三两两的声音汇到一处，像一条暗流，从宴会厅的四面八方涌出来。不是整齐的大合唱，而是各唱各的――有人唱苏联歌，有人哼陕北小调，有人念起了诗，还有人唱起山西梆子。声音交叠在一起，各有各的频率，又莫名其妙地和谐。

　　有人高声朗诵起郭沫若在安东(今丹东)登陆时写下的诗：“我来仿佛归故乡，此日中行亦似狂……于今北国成灵锁，从此中华绝帝王……”“绝帝王”――这些亦狂亦狷的民主人士，坦坦荡荡地道出了这三个字。

　　铁路宾馆门前，还安排了东北地方戏、扭秧歌、踩高跷等演出。此时，扭秧歌的队伍正沿着牛皮楼梯，一扭一扭地上楼。

　　沈钧儒抬起头来，感到中央大厅的吊灯在眼前旋转。西装、长袍、花棉袄搅在一起――欢呼！合唱！岁始年初！

1949年1月，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在沈阳观看秧歌表演

　　枕上得句，诗书与誓言

　　他被人群裹着，走到楼梯拐角。在这座曾被侵略者踏过的楼梯上，秧歌队从他身边涌过去，红绸子拂过他的肩膀。

　　回到房间，沈钧儒拿笔写了几句：一串秧歌扭上楼，神灯枉为日皇留，光明自有擎天炬――

　　第四句写不下去。闹至午夜，索性睡了。第二天清早，天还没大亮，他披了件衣服去敲郭沫若的门。郭沫若刚醒，头发乱着，接过纸看了看，随口说：“照耀千秋与五洲。”沈钧儒没说话，点了点头。

　　后来他们把这几句抄在一张纸上，下面注了一行小字：“一九四八年除夕，纵酒狂欢，既睡，枕上得三句，不能续，翌晨写示沫若先生，请续成之。”

郭沫若《北上纪行》手稿

　　沈钧儒犹似余兴未阑，又去找林一元，“难得大家有闲，何不请诸位写字吟诗，以作纪念？”于是客厅一角摆了张桌子，纸笔墨砚齐了。郭沫若写了在安东登陆时的旧句，马叙伦、丘哲、彭泽民、茅盾、洪深、沙千里、侯外庐，一个一个走过去――有的写旧作，有的即兴。茅盾写的是“为人民服务者拜人民为老师”，邓初民集了几句古话：“大事难事看担当，顺境逆境看胸度。”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纸也是随手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大小不一。旁边的人围了一圈，看他们写。

　　这个夜晚之前，他们的身份曾是“中间派”“民主人士”，站在历史的观望席上犹疑不定。1949年1月26日，他们在沈阳宏大电影院(今沈阳市文化宫)公开露面，让全中国第一次知道有一批民主人士已经安全到达东北解放区。两天前，他们与李家庄方面的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这是民主党派第一次集体以书面形式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个除夕夜，没有什么特殊仪式。但对这些人来说，这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心境。

　　多少人民血，换来此矜荣。思之泪欲堕，欢笑不成声。

　　窗外，雪还在下。远处有零星的爆竹声。

　　这个年，就这样过了。

　　统一战线的温度在于真诚。从火锅的热气到秧歌的红绸，从枕上的残句到厅中的墨迹――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汇聚成了新中国诞生的磅礴前奏！